任剑涛：“改革无禁区”

从广东率先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辉煌历程。正是广东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掀起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帷幕。30年，广东有了惊人的进步，30年的发展，也带出了必须以直面30年历史的勇气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如何在脱贫之后向现代化的纵深地带挺进，成为横亘在引领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广东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反思30年广东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广东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由此成为我们进一步筹划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正是首先遭遇中国现代化一切新鲜问题的广东，如何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为整个国家提供发展经济之外的新鲜经验？如何超越经济单兵突进的模式寻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近日，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任剑涛，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何理解“继续解放思想”？

《中国经营报社》：十七大之后，党已经充分认识并明确表达出了“改革无禁区”的开放思想，这是特别让国人欣喜的地方。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广东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你如何理解未来广东的改革实践？

任剑涛：历史地看，引领了前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广东改革，就是一个突破禁区的社会变迁过程。这可以从两个剖面上得到印证。

一个是理论层面上对于禁区的突破。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首先就是突破“文革”的思想禁区，抛弃“文革”后试图维持保守僵化局面的“两个凡是”教条的结果。像卓炯那样的经济学家就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理念，启动了广东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市场思维。

沿循这样的思维习性，广东人突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治教条，开创出两条有利于现代化成长的思维道路：一条思维道路就是敢于积极接受国际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的道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广东人经由香港全面触及现代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开始，到当年广东对于市场经济理念的率先接受，再到广东对于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彻底突破，广东人首先在观念上接受了现代化的基础性理念——市场经济的整体理念。即使在今天，中国已经正式为市场经济脱帽加冕20年，广东人对于市场经济理念接受的普遍程度，也还是其他地区的人们需要学习的。

另一条思维道路就是敢于突破既有的政治教条和制度安排，以一种探索性的观念引导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气质，并以这一精神理念为驱动不断地突破改革的各种禁区。就此而言，“杀出一条血路来”不能简单地视为盲目蛮干，它是在无前人经验借鉴、无现成方案可循的情况下可贵的改革精神品质的体现。

另一个剖面是实践举措上对于禁区的突破。上个世纪80年代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启用的地方领导人才就是像当时在党内被认为“思想特别解放”的任仲夷这样的人。正是从中央主张改革的邓小平等领导人、到广东省大胆推进改革的任仲夷、吴南生等、再到深圳勇于打破禁区的领导人梁湘、袁庚，才足以掀起广东令人惊心动魄的改革浪潮。在广东的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党内与社会上质疑、拒斥、批判的声浪不绝于耳。只有广东的改革者们在重重压力之下敢于打破禁区的勇气与智慧，才逐渐为人们呈现出一个打破禁区的改革果实。来料加工在这里显现作用、价格改革在这里起步、股份制在这里试验、跨国公司在这里登陆……与经济上敢于打破禁区相伴随，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又敢于打破政治禁区，开始尝试政治体制改革。从李灏的政治改革设想到于幼军的行政三分设计、从袁庚的蛇口民主试验到基层民主选举、从省人大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必须通过人大到广州市人大的代表通过提案就是国家意志政府必须执行的决定，广东的政治体制改革萌动和发育，在整体上也都具有率先打破禁区而引导综合、深度改革的积极意义。

《中国经营报社》：汪洋书记履新广东之后，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命题，你如何认识这种提法？

任剑涛：广东改革的成就就是敢于打破禁区的结果，也就是对改革无禁区的一个历史呈现。

其实，观察现代世界范围内任何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变革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正是打破禁区的彻底改革才使得人类社会成功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现代早期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就是敢于打破海上禁区，才扭转了世界长期呈区域化发展的态势，开启了真正的“世界”时代。而荷兰人敢于打破商业禁区，才开辟了一个工商社会的新型文明形态。英国人打破禁区，将市场经济手段与民主政治模式结合进市民社会空间，才开辟了一个真正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现代国家模式。德国、法国、俄罗斯正是打破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对接先行崛起的西欧国家经验并加以创造，才使国家逃脱了被动挨打的命运。而美国人打破殖民地的政治僵局，创制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并以不断地打破旧有格局来促进国家持续不断的发展，才将一个仅仅具有200余年历史的国家成就为一个具有100多年领先世界纪录的霸主国家。一部鲜活的人类现代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部打破禁区、进行改革的历史。

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的改革开放、带动新的发展局面、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重提改革无禁区。这既是为改革重新提供政治保障，也是为更为艰巨的深度改革提供宽松环境，当然也是为打破近10年的改革僵局重新注入强劲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号召“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汪洋书记因此发出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倡议，深远意义恰在于此。

权力重构推动国家进步

《中国经营报》：1978年至今的30年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广东，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在国家权力的运用和权力体系的重构上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如何看待目前政治改革的“广东现象”？

任剑涛：如果说广东的领导人具有将手中权力用来谋求地区发展，因此使权力具有了起码的公共性质的话，那么随着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各种权力重构形式，则开始为广东奠定现代公权格局。这是权力来源自身更趋近现代状态的一个标志。这从政治改革的“广东现象”上得到全方位的体现。

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角度来看，跨世纪的号角刚刚吹向之际，广东便上演了具有世纪价值的权力重组：首先是为解决权力来源问题而出台的厅处级干部公选，在国内刮起了改革干部制度的旋风。这一变化虽然不如改革初期“杀出一条血路来”那么惊心动魄，但在政治层面上看，意义绝对不亚于任仲夷那一批广东领导的锐意改革。此后，广东又实行任命干部的党委票决制度，使得干部任命更加民主化、制度化。至于以地方党委的常委会取代书记会议，也具有促使权力更为规范运作的积极意义，决策权力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使用总是比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使用要来得合理得多。

从国家权力的民主改革角度看，“广东人大现象”与“广东政协现象”的出现，显示出广东政治民主发展的先行性。全国首部政务信息公开的地方法规出现在广东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而尤其具有开创意义的人大举措，比如“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必须通过人大审议的决定”可以说具有规范约束政府权力的转折性、示范性价值。广东省不同地方人大做出的人大代表提案一经通过就成为政府必须执行的国家意志、以及人大代表视察政府机关时是由人大自己选定具体机构而不由政府指定等等决定事项，无不体现出人大自觉确认自己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机构特性，人大就是要发挥规范政府作为的效用。

广东政协现象在全国也引人注意。政协委员在广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荣誉式职位。一方面，政协自己的参政议政约束力在强化，对那些身为政协委员却不履行政治协商职责的人，政协组织的领导公开加以批评，甚至要求开除那些从来不参加政协参政议政活动的委员。另一方面，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不再流于形式化的视察。政协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实际地参政议政，既与执政党领导一同考察，参与议政、参与决策，也独立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富有创意的施政意见。政协委员孟浩、王则楚等成为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监督政府部门是否合理运用权力、发出强势的公共舆论的明星人物。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广东民间社会的急速成长，使得权利的自觉与权力的改良恰好成为相互匹配、相得益彰的政治发展状态。从整体的局面看，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行，使广大农民的权利意识迅速萌动、维权意识迅速自觉。而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权利意识绝不逊于农村居民权利意识的成长。以城市居民小区极为活跃的物权维护活动为例就可以窥视整个城市居民权利的觉醒。即使是人们通常认为毫无油水可言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广东深圳甚至出现了主动要求竞选的活跃分子。这是一种自觉运用权利的民主意识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权利要自主自决地限制权力的民主精神的体现。工厂民工和平、理智的罢工活动的出现，也体现了权利意识在普罗大众心中的萌芽。尽管这些民主方式理性水平尚且不高、组织程度更显低下、政治质素有待提高，但它对解决了经济发展紧要问题的中国确实具有指引前行的功用。

从政治的视角观察广东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一个重组权力，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外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变化过程。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国家权力的重构制约着甚至决定着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

发展还是硬道理

《中国经营报》：突破发展的困境，有赖于放开思想、解开束缚、发现症结、开出药方。广东人如何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

任剑涛：解放了思想，我们首先就可以发现，广东乃至中国的发展滞胀，是因为陈旧的发展观导致的病症。从经济发展自身来讲，广东的发展必须告别过去那种单纯从自然索取物质财富的讹诈思维。经济自身的发展改革，必须依靠法治化的安排，才有可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可以断言，打破唯GDP思维是广东人继续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前提。如果广东人继续在唯GDP的狭小天地自娱自乐，广东人在经济发展惯性消逝之后，就得万分痛苦地体验经济衰退的可怕后果。因此，改变以往顽固地左右我们发展思路的“发展就是增长”的理念，就具有了促成发展新观念的意义。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强大的制约经济发展改革力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进。广东地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还不可能是国家基本制度选择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是对于政体的战略决断。但是，以下政治发展举措是综合发展可以先行尝试的领域：以民主制度的推行来限制权力的肆意作为、以宪政来保障政府功能的合法运行、以法治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和行为规则、以公平分配促进平等分享发展成果、以科学政绩观及其评价体系来鼓励领导作为、以产权变革来促进人们积累财富的长期预期、以党内民主举措来发展社会民主、以公民组织的助长来营造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的成长氛围。广东政治发展可以施展的天地极其宽阔，问题只在于广东的改革者们能不能解放思想，发现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从某种意义讲，广东的政治发展状态在未来决定着广东的经济发展状态。同时，拉丁美洲拒绝政治发展期望经济增长的发展幻想的破灭，也从旁提醒我们重视政治发展对于发展本身的不可小觑的功用。

围绕政治发展的目标，广东人必须再次显示发展的锐气，致力于政治改革。如何将此前广东已经展开的散点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体制的意义上全面铺开，解决权力的正当来源、实现权力的廉洁高效运作，是广东发展必须作为的领域。政党的民主制度建构、人大对于一府两院的有效制约、政协更为民主的政治商议、政府的简政放权、司法的公开公正，都是广东必须率先在全国展开的新的发展领域。这样，现代发展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必须相适应的状态才会出现，广东的健康发展局面才会初显轮廓。

未来，广东人必须重塑发展改革的锐气。这种锐气，体现为发展的观念，就是将现存且似乎具有天然正当性的理念放置到理性的天平上重新加以衡量，敢于以深刻的怀疑重建真正经得起反思批判的、现代的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从而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发展目标，大胆地书写在广东大地上。这种锐气，体现为发展的制度，就是要大胆地打破一切阻碍发展的体制弊端，抛弃以验证某种现代信条的心态采取或创新某种举措的教条习惯。从而为现代中国的制度建构提供民主、宪政和法治的有效方案。这种锐气，体现为发展的社会状态，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提倡既有规则更有活力的社会生活方式、将社会自身的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使广东足以开启一扇通达和谐社会的大门。从而使广东人在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引导下，不断创造出发展的生机，借此为中华民族铸造新的民族精神。

这些发展课题，都是广东人寻求思想大解放、实现新的大发展绕不开的课题。绕不开的发展就是硬碰硬的发展。